近期，导致股市异常波动的不实传闻再度泛滥：除了继续以“注册制”为借口、渲染“不可能的扩容压力”之外，还有“融券交易全面解禁”等等。这些说法与前期炒作的“大股东即将集中减持”、“21家证券公司4500点以下不减持承诺将失效”等类似，都是拼命渲染监管者不作为，制造市场主体间的不信任，诱导恐慌情绪。不排除一些机构和个人刻意而为，借机收集廉价筹码。

造成今年2月25日股市异常波动的另一个原因是，一家商业银行的副行长公开质疑股市维稳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，并且被微信公众号恶意炒作。虽然中央政府和监管层对维稳资金的运用有稳妥的机制安排，特别是证监会2015年21号公告已作出郑重表态，但网络媒体对前述副行长不负责任言论的炒作，还是起到了误导公众，扰乱市场预期的作用。这是因为，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事实上“分享”了部分政府信用，如果他们发表不当言论，必然影响公众对政策、对政府的信任。

证监会2015年21号公告明确表示，“今后若干年，中国证金公司不会退出，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变”；“当市场剧烈异常波动、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，仍将继续以多种形式发挥维稳作用”。这个郑重表态并没有变，也不会变。但是，去年年底以来，不断有金融机构高管、政府部门官员对此妄加评判，随意解读。比如，有的金融机构高管和官员提出，维稳资金应加快退出来，应当学习美国公布账目，等等。

笔者认为，这些说法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知半解。美国的救市资金是用在了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上，而中国的维稳资金是由特定机构持有部分股票和基金。两者有很大不同。尤其要注意的是，美国的国家金融安全具有一系列全球性安全体制的保障；相反，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不仅不能享受到这一系列全球安全体制的保障，还不时受到西方少数大国的挑战和威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匆忙地、简单地效仿美国，是不牢靠的；而应当以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和国家整体安全为重，在此基础上探索市场化的解决方案。

根据中国股市的内外条件和实际情况，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，消除导致股市异常波动的制度性因素：

第一， 应当完善法律法规，加强执法，规范和优化信息传播秩序。

强化主体责任，该由哪个政府部门或机构发布的信息，只能由其发布，其他主体不得介入。如新股发行注册制这样的政策消息，只有国务院和国务院授权部门有权发布，其他主体散布不实消息，应受到惩处。

官员和金融机构高管就重要政策问题发表言论，应当符合国家整体利益，不得与国家整体部署相抵触。一旦违规，应予以惩处。

第二，应当建立重点证券机构投资监管制度，完善机构诚信记录制度。

对重点机构短炒行为进行记录，并定期公布。在个股价格超出估值警戒线一定比例后，机构投资者应参与反向操作。鼓励重点机构在市场异常波动时期逆周期操作，完善相应激励机制。

第三，建立长线资金激励机制。

完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设计，鼓励个人、机构长期持有股票，对频繁的短线操作者执行高税率，对长期持股者执行低税率。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，促进价值投资、长期投资者队伍不断壮大。（董少鹏）